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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春

《伴侣物种宣言》（美）唐娜·哈拉维光启书局

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是一个代表先锋的名字。跨学科、后人类、生态女权主义、文化研究、赛博格理论……所有的这些名词很可能只是哈拉维著作的冰山一角。她的《伴侣物种宣言》（初版于2003年）打破物种差异的界限，寻求物种间共同进化的伴侣关系，是继其《赛博格宣言》（1985年）之后的又一“醒世录”。时隔二十余年，《伴侣物种宣言》中文版出版，而世界仍不断筑起围墙、画地为牢，加深二元论。哈拉维所书写的宣言哪怕作为讽喻的梦，也越来越难想象，不愿醒的世界迫切地需要一场来自“狗窝”的革命。

狗到底能意味什么？“我在现代美国狗文化中再次见到了这种结合：它有繁荣的商品文化；它有充满活力的爱与欲望的实践；它有将国家、公民社会和自由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结构；它有纯种主体和客体制造的杂种技术。”《伴侣物种宣言》用狗的故事不断提醒着，具有历史复杂性的狗从来都不是谁的配角，狗与人从来都存在于一个宇宙。

与高度理论化的《赛博格宣言》相比，《伴侣物种宣言》用更具体而真实的生活经验将理论与生活场景相嵌，讲述人与狗的共同进化史：家庭中人与宠物的互动，何以揭示权力、情感与伦理的纠缠；在工业化养殖、实验室动物等场景中，人类如何系统性地忽视非人类生命；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崩溃的背景下，如何重构人类作为“共生节点”而非“星球主宰”的定位。历史记载和哈拉维的生活记录交错相生，为这份有关生命权力和生物社会性的政治宣言嵌上温情叙事。但正如学者张寅在代后记中提到的，从“赛博格”到“伴侣物种”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倒退和割裂。这恰恰是对“身份、政治、故事”的延续与深化。

1985年《赛博格宣言》面世时，世界正处在对机械、科技和未知物种想象的巨大不安之中。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科幻电影的热潮反映了在冷战阴霾的长期笼罩下，市场对战争意象与机械军备的恐惧与期待，如《星球大战》（1977年）、《异形》（1979年）、《突变异种》（1982年）、《外星人E.T》（1982年）、《银翼杀手》（1982年）、《终结者》（1984年）……在彼时那个“星球大战”的时代，人类需要在机械保护的一隅方能生出一丝安全感，技术乌托邦叙事也可能走向“人类例外”。

哈拉维的赛博格理论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赛博格是一个模控的有机体（cyberneticorganism），机器与有机物的混种，社会现实的造物，以及虚构的造物”。人机混合的赛博格是一个隐喻，是哈拉维探讨技术与文化交织下的身份与权力问题的武器和先声，也是解构二元论的激进工具，强调技术介入身体后边界的打破。哈拉维批判技术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度下成为压迫的工具，同时强调技术对于可能性的解放。可当科技日渐成为每个人有机生命体中更加“自然”的一部分，对于赛博格的不安在各色讨论声中趋于消解，“技术与文化”的变态热潮退去，随之而来是对另一混合体“自然与文化”的回眸，而这种回眸始终具有前瞻意义。

“小布什时代”（2001年至2009年）是让哈拉维对自然与文化产生反思的时代。“在当前这个时代，在地球上所有水基生命的碳预算政治中，小布什们威胁着要取缔过去那些更宜居的自然文化的生长。”哈拉维的《伴侣物种宣言》一方面承接赛博格对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与技术、自由与结构、历史与神话、富裕与贫穷、国家与主体、多样性与耗竭、现代性与后现代，以及自然与文化的边界破除，另一方面则建构了一个对抗二元论的伦理框架。当差异必然存在于世，哈拉维用“狗”的隐喻讲述“共生”的故事。如果说“赛博格”中技术赋予了“非自然的能动性”，仍在强调人的自身存在，那么“伴侣物种”中作为符号的“狗”则强调了所有生物内在的能动：在混合的世界中，谁也不是客体，而都是共同参与构建世界的行动者。

哈拉维界定，“伴侣动物”是技术科学专业知识与工业化后期宠物饲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民主大众至少爱上了他们的非人类伴侣，但“伴侣物种”则是更大、更庞杂的概念，其目标是实现整个星球的共生追求。

自气象学家、诺奖得主保罗·克鲁岑提出地球进入“人类世”的新地质时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为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哈拉维通过讲述狗与人的世界的故事，认真对待狗与人的关系以提出“意义重大的他性”，助益我们客体化别人，然后也客体化自己。从“他者即地狱”到意义重大的他性，他者的概念不再是传统的异质与需要被征服的对象。哈拉维强调他者并非对立面，而是构成自我主体的必要伙伴。

但在另一层面上，哈拉维为后人类主义的走向展开回到生命本身的维度。当福山用“除非科学终结，否则人类不会终结”将后人类的未来与生命的未来拉向技术（赛博格），哈拉维却在混合中看到他者的“他性”具有不可化归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互动中成为双方身份和意义的来源。因此，“意义重大的他性”在人人是赛博格的“技术自然”时代，将理论重心拉回生态与生命网络，为后人类主义补充了亟须的伦理维度。用哈拉维的话说：“我已经佩戴‘为了地球的生存而成为赛博格！’的标志足够久了，现在，我给自己贴上一句只有犬类运动中德国护卫犬的女训练师才能想出的口号，即使是第一次啃咬也可能带来致命的结果：‘快跑，使劲咬！’”

哈拉维强调狗与人类在驯化过程中相互改变基因、行为和社会结构，这种关系无法简化为单向的“驯服”。在人类世热爱“驯服”和“压制”的等级秩序里，赛博格、女人和狗从来都是站在一起的，它们是边界者，是“他者”，是部落和宇宙之外，是被主宰的物种。不管技术的变革如何影响历史的方向，人类和非人类，女人和男人，小狗和蟑螂，都在生命中，在肉体中，在各异的故事中联结。人类亟须承认，人类生命早已与非人类生命产生了根本性的纠缠：所有的物种皆为“他者”，所有的“他者”也是自己。

《伴侣物种宣言》的共生态度仍在延续。哈拉维最近出版的专著《与麻烦共存：在克苏鲁纪制造亲缘》（2016年）提出“克鲁苏世”（Chthulucene）的概念，即区别于人类世和资本世（Capitalocene）的，在世界尚未形成、天又没塌下来的时候由多物种组成的岌岌可危的时代，将人类世驱赶到另外一个足够大的故事里。在克鲁苏世，人类与地球同在，地球上的生物与非生物力量是主要的故事。哈拉维认为，这样的故事的参与者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和人类故事中的宏大人物，而更能专注于思考、爱、愤怒和关怀。

撕开“人类主宰”的神话，“伴侣物种”理论刺破现实的铁幕。在言说“爱狗”时，我们是否愿意为所有“边缘他者”让渡特权？在技术无限膨胀的时代，我们是否有勇气放弃“控制”的执念，学习与差异共存？这是哈拉维留给世界最尖锐的挑战。